ZT 日本学问之神——菅原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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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原道真（公元845－903年）幼名叫阿吉（一作阿呼），是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曾经抵制过藤原大贵族集团的专权。他死后，被祀为“天神”，长期留存在日本现实的生活之中，迄今参拜不绝。他的著作，也已经成为日本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文拟作一些粗浅的介绍。
1．文章博士世家
　　845年，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的家庭。
　　博士这个名称，中国在战国时期就有，无疑地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而文章博士则是日本特有的官职。文章博士，由菅原和大江两家世袭。
　　他的祖父管原清公（770—842年）曾于804年随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前来中国，在遣唐使团中任判官职。
　　次年六月，菅原清公随着大使、副使安全回日本。以后，他大力提倡引进唐朝的宫廷服饰、朝仪和舞蹈等。819年任文章博士，进讲《文选》、《后汉书》等。他参加了《令义解》、《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的编纂。菅原道真诞生时，菅原清公已死，但从小生活在这个深受唐朝文化影响的家庭，耳濡目染，使他对中国的文化特别爱好。
　　他的伯父菅原善主，也于838年随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到过中国。据圆仁（794—864年）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他掌管这次遣唐使团的第四舶。可见他的家庭与遣唐使的关系特别密切。
　　父亲菅原是善（812—880年），排行第四。在菅原道真出生的845年任文章博士，后于847年任东宫学士，851年进讲《文选》。当时正是中国文学传入日本后的全盛时代，出现了不少汉诗文家，小野篁、大江音人等的诗都很有名。菅原是善的诗，被称为“藻思华瞻，声价尤高”，诗中含有崇佛的倾向。
　　菅原道真幼时身体很弱，生过大病。他母亲为此向观音菩萨许愿，她临死时（872年）还叮嘱孩子要还愿。十一岁时（855年），菅原道真从父亲的门人岛田忠臣（828—892年）学习，在《菅家文草》[1]中所载的第一首《月夜见梅花》，就是那一年的作品。岛田忠臣有一个中国式的姓名，叫田达音，他很喜欢白居易的诗，这对菅原道真的诗风有一定影响。十五岁，菅原道真加冠，同年与岛田忠臣之女订婚。
　　当时，文章博士之下有文章生二十人，要当文章生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菅原道真把考文章生比作唐朝考进士，为了考取文章生，他特别发奋，其父每天命题要他做诗。十八岁时，菅原道真考取了文章生。
　　文章院内的气氛比较平静，而朝廷大贵族之间的斗争一直非常剧烈。866年发生了“应天门之乱”，宫内发生火灾，烧掉了正门应天门和栖风、翔鸾两楼。大贵族之间，乘此互相倾轧，大纳言伴善男认为是左大臣源信放的火，右大臣藤原良相命令参议藤原基经逮捕源信。太政大臣藤原良房根据检举材料，认为证据不足，加以阻止。不久有人认为是伴善男和他的儿子放的火，于是伴善男和有关的人相继被逮捕判罪。真相究竟如何，后世也搞不清楚。这样的大事件，对青年时代的管原道真的冲击一定很大。尤其他的母亲出身于伴氏，也许多少受到影响。
　　867年，菅原道真被提拔为文章得业生。870年应方略试，由大学少内记都良香（834—879年）主试。这次考试通过后，菅原道真就走上了“学优而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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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是藤原北家[2]的权势蒸蒸日上的时期。藤原良房以外戚的地位于857年当上太政大臣，次年奉戴九岁的清和天皇并自任摄政。在菅原道真通过方略试之后两年，藤原良房死去。其嗣子基经就任右大臣并任摄政。
　　菅原道真于871年任“玄藩助”，这是治部省的下属机构，掌菅左京和各地寺院僧尼名籍，并负责临时接待外国使臣。“玄蕃助”是比“玄蕃头”只低一级的官职。就在这一年，藤原基经的长子时平出生了。这个比他小二十七岁的贵族，后来成为迫害菅原道真的主要人物。
　　同一年，清和天皇敕命藤原基经、南渊年名、大江音人、善渊爱成，都言道、岛田良臣等修撰《文德天皇实录》。由于和岛田良成的亲戚关系，菅原道真对这个修史事业一定比较关心。而且这个工作经过一度停顿而重新修撰时，他的父亲菅原是善也参加了。等879年撰成后，序文也是菅原道真写的。
　　菅原道真的诗文当时已很闻名，藤原基经对他颇为赏识，他和其他贵族的奏章常由菅原道真起草。不久菅原道真又转到中务省的少内记的职位上去，为天皇起草诏敕，在《菅家文草》中还留着不少诏敕的底稿。
　　874年初又转任兵部少辅，是仅次于卿和大辅的官职，相当于中国的侍郎，到二月再转任民部少辅。
　　876年(阴)四月，宫内太极殿大火。(阴)十一月清和天皇让位阳成天皇。阳成天皇才九岁，次年正式即位，藤原基经继续摄政。877年菅原道真又转式部少辅。这一年，他祖父菅原清公的学生，当时的大学者大江音人逝世。同年(阴)十月，菅原道真正式任文章博士，接上了菅原家的正统。他担任这个官职时，接受了他父亲小心翼翼的训诫。他有《博士难》一首道出了当时的心情：
　　吾家非左将，儒学代归耕。
　　皇考位三品，慈父职公卿。
　　已知稽左力，常施子孙荣。
　　我举秀才日，其裘欲勤成；
　　我为博士岁，堂杨辛经营。
　　万人皆竟贺，慈父独相惊。
　　相依何以故，曰悲汝孤茕。
　　博士官非贱，博士禄非轻。
　　吾光经此职，慎之畏人情。
　　始自闻慈海，履冰不安行。
　　四年有朝仪，令我授诸生。
　　南面才三日，耳闻诽谤声。
　　今年修学牒，取舍甚分明。
　　无才先舍者，谗口诉虚名。
　　教授我无失，选举我有平。
　　诚哉慈父令，诫我于未萌。
　　从879年起，菅原道真代巨势文雄向阳成天皇进讲《后汉书》、《礼记》、《群书治要》等书。据史书记载，阳成性情狂躁，大概菅原道真也只有谨慎从事。
　　880年夏天，菅原道真受到了莫名其妙的怀疑。原来大纳言藤原冬绪发现了诽谤自己的匿名诗。因为诗作得很好，就怀疑出自菅原道真的手笔。菅原道真自己写了一首《有所思》的古诗，表明心迹。自注中说：“余甚慙之，命关天也。”诗中说：“一人来告我不信，二人来告我犹辞，三人已至我心动，况乎四五人告之。虽云内顾而不病，不知我者谓我痴。”真是无风起浪，弄得无法辩白，只有自叹命苦。
　　祸不单行，883年他失去了长子阿满，又死去了一个弟弟，在家庭中也充满着悲痛。
　　当时阳成天皇渐渐长大，对他的舅舅藤原基经的话渐渐不听了。藤原基经终于在884年迫使阳成天皇让位，而立仁明天皇之子为光孝天皇。光孝天皇即位时，已经五十五岁，虽然他的母亲也出于藤原家，但和基经不是近亲，为此他特别感激基经，万机都让先行禀告基经，然后奏闻。
　　886年（仁和二年），菅原道真被任讚岐守，为此他不得不辞去式部少辅、文章博士和遥领的加贺权守。讚岐相当于现在四国的香川县，菅原道真必须离开朝廷，到那里去上任，任期四年。这个职务对担任十年文章博士的菅原道真来说，不能说是升迁，当然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在他被任命后不久的内宴上，藤原基经行酒对他面前，吟了一句白居易的诗“明朝风景属何人”，叫他做诗，菅原道真“心神迷乱，才发一声，泪流呜咽；宴罢归家，通夜不睡，默然而止如病胸塞。”可见他对这次出任地方官，满怀伤感。在藤原基经的钱别宴会上，他吟了一首《祖国东阁饯席》：
　　为吏为儒报国家，百身独立一恩涯。
　　欲辞东阁何为恨？不见明春洛下花。
　　虽然他知道当地方官也是报国的一条途径，但是离开京都毕竟是一件令人惆怅的事情。在《北堂饯宴》中，更透露了他的本心：
　　我将南海饱风烟，更妬他人道左迁。
　　倩忆分忧非祖业，徘徊孔圣庙门前。
　　他认为自己是文章博士世家，去做地方官不是他家的传统。因此在孔庙前低首徘徊，不能自己。
　　可是一到讚岐，他就巡视州府，了解民间疾苦。他的《寒早》十首，充分反映了他对人民苦痛的同情。第一首是咏“走还人”的。“走还人”就是因生活困难而逃亡他乡，却在他乡也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重新回到故土的人。当地的情况是“地毛乡土瘠，天骨去来贫。”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所以说：“不以慈悲系，浮逃走可频！”。第二首是写从他乡流浪到讚岐来的人，也就是“浪来人”。他们都是“欲避逋租客，还为遭责身。鹿裘三尺弊，蜗舍一间贫。负于兼提妇，行行乞与频。”下面八首，对“老鳏人”、“夙孤人”、“药圃人”、“驿亭入”“赁船人”、“钓鱼人”、“卖盐人”、“采樵人”都表露了他的恻隐之心。这十首诗反映他接触的社会面比较广，理解比较深刻。888年从春天起，就不下雨。(阴)五月中，他在城山祈雨，愿“八十九乡、二十万口，一乡无损，一口无愁。”这虽然是一种迷信行为，但他的本心还是不错的。他的七言二十韵的《行春词》中，叙述了他处理政务的情况：
　　过雨经营修府库，临烟刻缕辨沟塍。
　　遍开草褥冤囚录，轻举蒲鞭宿恶惩。
　　尊长思教卑幼顺，卑贫恐被富强凌。
　　安存耄迈飧非肉，账恤孤茕饿曲肱。
　　褴楼家门留门主，耦耕田畔立寻朋。
　　他的“行春”，实际上是深入了解民情。他的生活态度也是认真的：
　　回辔出时朝日旭，垫中归处暮云蒸。
　　驿亭楼上三通鼓，公馆窗中一点灯。
　　他模仿白居易的《新丰拆臂翁》所写的《路遇白头翁》，反映了讚岐十几年前的情况：
　　贞观末年元庆始，政无慈爱法多偏。
　　虽有旱实不言上，虽有疫死不哀怜。
　　四万余户生荆棘，十有一县无炊烟。
　　后来幸亏有安信兴行、藤原保则相继任讚岐守，才挽救了这个疲弊的局面。菅原道真也愿意以他们为榜样，尽他的责任。讚岐的几年，对形成他的人生观一定有较大的影响。
　　887年，光孝天皇死去，字多天皇由藤原基经推举继位。次年，就发生了所谓“阿衡事件”。阿衡，初见于《诗经、商颂、长发》：“实维阿衡，左右商王”。当时日本因为文章博士橘广相在字多天皇对藤原基经的敕答中引用了典故，造成宇多天皇与藤原基经的矛盾。藤原基经家的侍读藤原佐世认为，阿衡是只有位而没有职掌的官，既然敕答中说藤原基经是阿衡，那就是要基经不参与实际政务。于是，藤原基经就此怠工，不理政务，形成停顿的状态。宇多天皇为此不得不下诏表明，引用阿衡不是他的本意。可是藤原基经仍不满意，坚持要处罚橘广相。宇多天皇未即位前即以橘广相为师，橘广相又把他的女儿配给即位前的宇多天皇，所以这一次的纠纷，实际上是天皇与藤原关白家的斗争[3]。菅原道真因为远在讚岐，没有直接参加讨论，但是他却支持橘厂相，写了一篇《奉昭宣公（基经）书》，说明借此对有功于天皇家的橘广相加以处罚，实在没有什么好处。结果这封信使藤原基经回心转意，橘广相由此避免了贬谪。
　　可是不久他就被卷进种种政治风波，虽然他调任讚岐守的原因不很清楚，但总不能说顺利，他已经尝到了“荡荡一生长□□”的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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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年（宽平二年）菅原道真任满，从讚岐归京。这是一个新的仕途的出发点，可是心境还是郁郁不得志。
　　这一年(阴)五月，橘广相死去；(阴)十月底，藤原基经也病倒了，拖到次年正月也就撒手西归。宇多天皇与藤原基经的矛盾至此告一段落，政治局面发生新的变化。
　　藤原基经死后，没有人继任太政大臣，也没有人任摄政或关白。左大臣仍是源融，他原来是嵯峨天皇的皇子，后赐源姓，降为臣籍。在废阳成天皇时，他很想登基，但为藤原基经所压制，从872年起，一直任左大臣。新任右大臣的藤原良世，也不是藤原北家的嫡系。值得注目的是藤原基经的长子藤原时平（871一909年）的动态。
　　887年宇多天皇即位时，任藤原时平为“藏人头”。在藤原基经死后，宇多天皇于(阴)二月底准许菅原道真升殿，即进入朝廷。又补他为藏人头，然后升时平为参议。参议是能够参与朝政，议论国家大事的重要职务，其地位仅次于大臣和纳言，一般从大辨、近卫中将、藏人头、左中辨、式部大辅等位阶列入三位的高官中任命。所以时平虽然比菅原道真小二十七岁，但地位却比菅原高。
　　同年(阴)三月，菅原道真又任式都少辅。(阴)四月兼左中辨，不久辞去了藏人头职务。
　　892年，宇多天皇大力开展修史事业。(阴)五月初敕命源能有、藤原时平修撰《日本三代实录》。所谓三代，就是指清和、阳成、光孝，包括857年到887年间三十年的历史。稍后一些，又敕命菅原道真撰进《类聚国史》。《类聚国史》的要求，就是把《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续日本后纪》和《文德天皇实录》五部史书，按神抵、帝王、岁时、音乐、政理刑法等部类分类编辑。对菅原道真来说，这是很大的荣誉。到同年(阴)十二月，他又兼左京大夫，并奉敕在清凉殿进讲《群书治要》。
　　893年(阴)二月，菅原道真也被任参议，并兼式部大辅。当时任参议的还有源真恒、藤原有穗、源湛等。以能力而论，自然菅原道真要高明得多。而藤原时平又走前一步，已升为中纳言了。[4]同月，菅原道真又由左中辨升为左大辨，(阴)三月，又兼勘解由长官。(阴)四月，宇多天皇立敦仁亲王为太子，又命菅原道真为东宫的辅导人员“春宫亮”。(阴)九月，菅原道真撰进《新撰万叶集》。从这样的升迁过程，可以看得出宇多天皇在特别提拔他。分析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下列三点：第一，在“阿衡事件”发生时，一般儒生都不敢表明态度，而菅原道真特地为此上书藤原基经。表面从藤原基经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而实际上是为橘广相解脱困难，进一步说，也使宇多天皇脱出了困境。第二，宇多天皇长期受藤原基经的压抑，在基经死后，就培养与藤原北家相对立的自己的力量。于是他看中了菅原道真。第三，菅原道真不仅是个文人，而且有办事能力，比当时同辈人强些，也许宇多天皇认为足可以信任。
　　这种情况，藤原北家系统的贵族当然看得出来，藤原时平必然有所觉察。这股传统的贵族势力正在找一个排挤菅原道真的机会。
　　894年(阴)八月，宇多天皇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左少辨纪长谷雄补副使。
　　可是，他面对当时的现实，于(阴)九月十四日提出了《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原文如下：
　　右臣某。谨案在唐僧中瓘去年三月附商客王纳等所到之录记，大唐调弊，载之具矣。更告不朝之间，终停入唐之人。中瓘虽区区之旅僧，为圣朝尽其诚，代马越鸟，岂非习性。臣等伏检旧记，度度使等，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贼遂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瓘所申报；未然之事，推而可知。臣等伏愿以中瓘录记之状，遍下公卿博士详被定其可否。国之大事，不独为□身，且陈欵诚，伏请处分。谨言。
　　这篇状文，主要说明唐朝情况凋弊以极，没有派使去的必要；如果派去，恐有“难阻饥寒之悲”。在此之前，在(阴)七月中已将中瓘送来的“录记”上报。《菅家文草》也载有《太政官牒在唐僧中瓘报上表状》：
　　牒奉敕者中瓘表悉之。久阻兵乱，今稍安和。一书数行，先忧后喜，□源茶等准状领受。诚之为深，溟海如浅。来状云：温州刺史朱褒特发人信，远投东国，波浪眇焉，虽感宿怀，稽之旧典，奈容纳何，不敢固疑。中瓘消息，事理所至，欲罢不能。如闻商人说大唐事之次多云：贼寇以来，十有余年，朱褒独全其部，天子特受忠勤，事之仿佛也。虽得由绪于风闻，苟为人君者孰不顾耳以悦之。仪制有限，言申志屈。迎送之中，披陈旨趣。又顷年频灾，资具难备，而朝议已定，欲发使者，辨整之间，或延年月。大官有问，得意叙之者，准勅牒送，宜知此意。沙金一百五十小两，以赐中瓘，旅庵衣钵，适支分□。故牒。
　　参照这两个文件，虽然有些文句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是大体上可以认识到，唐昭宗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下，还由温州的朱褒通知日本已经好久没有派遣使节，而日本方面因为连年发生灾祸，派遣有困难。在(阴)七月中还想“或延年月”，而(阴)八月中突然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未免有些突然。或许暗地里有什么政治谋划在起作用，亦未可知。菅原道真处于被动的地位，于是索性把该不该废止遣唐使的基本问题提出来，请公卿公开讨论。到(阴)九月三十日，宇多天皇终于停罢遣唐使。如果没有宇多天皇对菅原道真的支持，照前一次小野篁副使称病不去而被流放隐岐岛的事例[5]来处理，菅原道真也会被流放到偏僻地方去的。可是这一次却一点也没有影响菅原道真的政治生活。
　　菅原道真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废止遣唐使，对他祖父清公以来两代的传统来说是一种背叛；而另一方面更容易被人指责不敢冒风涛之险，是一种儒怯的表现。但菅原道真毕竟勇敢地根据事实提出废止之议，当时的事实是：（一）唐朝已经调弊之极，战乱频发，遣唐使即使上陆后，还会经历许多艰难险阻，而不见得会有多大收获；（二）北边新罗势力侵及对马岛一带，南边北九州一带海盗猖獗，遣唐使船只无法保护。在这些具体事实面前，终于把维持了二百六十四年的遣唐使传统彻底结束。
　　我们还很难推测，委任菅原道真是否是又一次排挤他的阴谋。也许宇多天皇的好大喜功的心理被人利用了，他本人还以为菅原道真一定乐意这个任命；不料菅原道真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从根本上否定了遣唐使的派送，这才使他猛醒过来，取消了这次任命。藤原集团的人自然会从不服从诏命这一点对菅原道真进行诽谤，但阴谋已经露出破绽，无济于事了。
　　现在再从晚唐的情况来看，菅原道真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黄巢农民大起义被镇压后，中国各地拥兵割据的军阀互相攻占，唐朝朝廷已经失去威信。所以，“不朝之问”是否来自唐昭宗（889一904年）很是可疑。温州刺史朱褒，是在882年由浙东观察使刘汉宏招安的。他在温州独霸一方，朝廷遣使，也不奉诏。890年他把刺史让给他哥哥朱诞，894年又交给他另一个哥哥朱著。[6]他这样的人能传达朝廷的旨意吗？如果菅原道真信以为真，当上遣唐使，即使平安抵达温州或其他港口，他的使节团的遭遇可想而知，所以菅原道真的确有先见之明。
　　在中日关系史上，由于一般只讲到838年以藤原常嗣为首的遣唐使为止，对这次遣唐使的废止没有加以深入分析。或许还有人以为此举出于菅原道真对中国文化的不理解，对唐朝的不友好态度。而事实上，菅原道真却是一个累世研习中国典籍、深知唐朝实际情况的人。近来日本又有人认为菅原道真已经具有建立日本文化的自信心，所以决心不再向唐文化学习，此举对日本文化的独立发展有巨大的贡献。那又未免夸大了它的作用。我们仔细查看菅原道真的著作，还看不出他有这样的想法。他深深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但对不合时宜的这种政治行为又竭力反对。
　　这次风波过后，菅原道真仍然官运亨通。895年年初，兼近江守，(阴)十月，叙从三位，任中纳言，(阴)十一月，又兼东宫的权大夫。在名义上，藤原时平是东宫大夫，那是因为依然照着家督的传统，而担任实际辅导的却是菅原道真。
　　896年(阴)八月，菅原道真又兼民部卿，并处理一些官田问题。(阴)十一月，他的长女进入宫内，他也成为外戚。他和宇多天皇的关系越来越接近，而他自身也逐渐受到藤原北家以外的官吏的反对。897年(阴)六月，藤原时平任大纳言、左大将，而同一天，菅原道真也任权大纳言、兼右近卫大将。藤原北家从良房、基经以来的权势，本来要高出以文章世家的菅原家不知多少，这次却有些旗鼓相当了。
　　同年(阴)七月，五十三岁的宇多天皇让位，太子继位，是为醍醐天皇。醍醐天皇即位时才十三岁，宇多天皇写下了《宽平卿遗诫》，就公事仪式、任官叙位、臣下贤否以及动作、学问等都留下了恳切的训诫。而总的情神是要警惕藤原北家的权势抬头，并强调了菅原道真的功劳。[7]醍醐天皇即位时，菅原道真升正三位，不久兼中宫大夫。
　　当时的朝廷，至899年时，藤原时平为左大臣，菅原道真为右大臣。菅原道真当时曾提出辞退，但没有实现。
　　900年年初，醍醐天皇秘密地想任右大臣菅原道真为关白。如果实现，他就会超越藤原时平的地位，这是相当危险的，菅原道真坚决推辞掉。他又屡次请辞右大臣[8]以及右近卫大将，终于皆未辞掉。同年(阴)八月，他把菅原清公的《菅家集》六卷、菅原是善的《菅相公集》十卷和他自己的诗文集《菅原文草》十二卷，合成《菅家三代集》进献，醍醐天皇为此着实称赞了一番，认为胜过了白居易。[9](阴)十月他父亲的门生、文章博士三善请行写信给他，劝他急流勇退。[10]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可以看出，菅原道真已经被夹在天皇集团势力与藤原北家势力之间了。菅原道真越受醍醐天皇信任，越成为藤原时平的对立面。
　　不满意菅原道真的还有如源光这样的大贵族，他是仁明天皇之子而降为臣籍的。他于891年任中纳言，899年任大纳言。他也不甘心居于菅原道真之下，就和藤原时平勾结在一起。
　　到901年(昌泰四年)正月七日，菅原道真叙从二位。这是菅原道真登峰造极的时候，可是危机四伏，悲剧即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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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云的变幻，不是参与机密的人是不容易掌握真相的。901年(阴)正月七日，菅原道真才叙从二位，而二十五日就被贬官，离开朝廷，到太宰府（在今福冈县）去当“权帅”。
　　《日本纪略》载当天：“诸阵警固。帝御南殿，以右大臣从二位菅原朝臣任大宰权帅，以大纳言源朝臣光任右大臣。”在《政事要略》卷二十二载有宣命原文：
　　而右大臣菅原朝臣出自寒门，俄上居大臣，而不知止足之分，有专权之心。以佞诌之情，欺惑前上皇之意……欲行废立，离间父子之志，淑破兄弟之爱。词者辞顺心逆，是皆天下所知，不宜居大臣之位。
　　由此可知，因为醍醐天皇得知菅原道真企图废立，这才激起了他的愤怒，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文中提到上皇，那就是宇多天皇，当时虽已皈依佛教，称为法皇，但仍健在。他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呢？据《日本纪略》载：
　　三十日，太上皇御幸左卫门阵。官人以下卫士不下胡床。上皇通夜不还，二月一日，上皇还本宫。
　　当时，宫廷的警卫已经掌握在菅原道真的反对派的手里，所以连宇多法皇本身在左卫门前坚持了很久，也没有让他进宫，而且极不礼貌。据记载，当时掌握宫门警卫的是藤原菅根（856—908年）和纪长谷雄。藤原菅根是由菅原道真推荐，任参议、文章博士；纪长谷雄在菅原道真任遣唐大使时任命为副使，他的文章博士也由于菅原道真的推荐，表面上还私交很好；可是他们两人都已投入了藤原时平的怀抱。
　　至于宣布中的“淑（？）破兄弟之爱”，当然是有所指的。原来醍醐天皇的三弟齐世亲王是菅原道真的女婿，于是利用这层关系，给菅原道真套上了想废醍醐而立齐世的圈套。这个阴谋自然出于藤原时平，醍醐天皇的生母是藤原胤子，她是藤原高藤的女儿。藤原高藤的父亲藤原良门因为是庶出，不能与藤原良房相比，但醍醐天皇总与藤原北家有血缘关系，这就使藤原时平有了内线。齐世亲王的母亲则是橘广相的女儿橘义子，更会引起藤原时平的憎恶感情。醍醐天皇虽然长期受过菅原道真的教导，但是一旦事关自己皇位，那就不菅一切，一下翻脸，把宇多天皇给他的《宽平御遗诫》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日本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认为菅原道真完全是被诬，他本身毫无这种想法；一种认为宇多法皇有这种意图，而菅原道真是代人受过；还有一种认为菅原道真也有此意图。我们从菅原道真的一贯作风来分析，可以认为他具有一种守正不阿的精神。他做东宫“权大夫”时，对太子过分严厉也许有之，如果说他在醍醐天皇继位后又想废掉他，另立自己的女婿，恐怕是不可能的。但他把第三个女儿嫁给齐世亲王，的确留下了一个给藤原时平可乘之机。这个主意也可能是宇多上皇出的，菅原道真不过奉命罢了。所以后来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宇多法皇亲自想来保他。宇多法皇的出面，甚至不仅想保菅原道真个人，而想继续贯彻地反对藤原北家的主张。可是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不得不尝到了闭门羹。
　　因为把齐世亲王也牵连过去了，醍醐天皇不得不把他弟弟加以处分。同时，菅原道真的长子高视从大学头降为土佐介；次子景行从式部大丞降为骏河权介；三子兼茂从右卫门尉降为飞騨权椽；四子淳茂是文章得业生，也为此被贬到播磨。他家的门生故旧，更为此大受株连。
　　菅原道真到太宰府去就任时，不得已把妻子和大女儿留在平安京，自己带了小儿子、小女儿上路。一路上，受到的待遇也很差。[11]到了太宰府，小野篁的儿子小野葛弦正在大弍任上。因为小野篁也是被流放的，小野葛弦对这位贬谪下来的“权帅”还可以。但是，他自己的心填充满着凄凉悲痛。
　　而朝廷还不放心，又派宇佐奉币使藤原清贯去查问。据(阴)七月十日藤原清贯的报告，菅原道真曾表示：“无所自谋，但不能免善朝臣诱引，又仁和寺（指宇多法皇）仰言。数有奉承和故事耳。”关于藤原清贯的报告，也有种种解释。有人认为藤原清贯是菅原道真素来敬重的藤原保则的儿子，在菅原道真任讚岐守时，又做过他的下属，所以这个报告是可靠的。其实，从菅原道真的性格说来，他是不会把罪名推给别人的。源善原任右近卫权中将，此时已贬为出云权守，他不会再想加害于他；至于对宇多法皇，他更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报告中所谓“承和故事”，从藤原时平这方面说，已变成了“废立”的代名词。但根据史实分析，“承和之变”（842年）可以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废太子恒真亲王而立藤原冬嗣女顺子所生的道康亲王，用这种意义来比拟废醍醐而立齐世，实在是不恰当的，但事实上把菅原道真贬到太宰府时，已经把他比作因承和之变而贬官的藤原吉野了，所以藤原清贯用的当然是这种意义；另一种意义是指藤原良房制造这次事件，是为了打击他的政敌伴健岑、橘逸势以及他们两人所代表的两大家族的势力。如果菅原道真自己说“承和事件”，可能是指宇多法是一直提醒他不要再陷伴健岑等的覆辙。不过，菅原道真既然处于被查问的地位，也只有听藤原清贯说去。
　　菅原道真的新任所太宰府是个总菅九州地区、防备外来侵略、接待外交使节、并进行对外贸易的机构。上级官员有主神一人、帅一人、大弍一人、少弍、大监、少监，大典、少典各二人。在地方机关中是个大单位，可是与朝廷右大臣相比，那临时代理的“帅”只是一个地方的“冷官”罢了。菅原道真的心境反映在他的诗章之中，他所作的《秋夜》诗，把自己比作萧瑟的秋天，反映了他的心境：
　　黄萎颜色白霜头，况复千余里外投。
　　昔被荣花zz组缚，今为贬谪草莱囚。
　　月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
　　随见随闻皆惨慄，此秋独作我身秋。
　　从平安京传来难得的家信，隐约说出了家庭被侵削、生活极艰难的苦境。所以有《读家书》一诗：
　　消息寂寥三月余，便风吹著一封书。
　　西门树被人移去，北地园教客寄居。
　　纸裹生姜称药种，竹笼昆布记斋储。
　　不言妻子饥寒苦，为是还愁懊恼余。
　　第二年初春，他的身体在贫病中逐渐垮下来了。从《雨夜》一诗中可知，他已很瘦削，目光艰涩，生着脚气、皮肤病，患有胃病等，甚至生计也有困难。这一年秋天，他带去的小儿子就在那里死去，这对菅原道真的打击是很大的。
　　903尔(阴)二月二十五日，他就在太宰府寂寞地死去了，年五十九岁。
　　一个博览群书、著作等身的儒臣出身的高官，终于被藤原大贵族的势力迫害死了。
　　奉为天神
　　901年(阴)正月二十五日，藤原时平、源光、藤原定国等的联合势力制造阴谋，把菅原道真从右大臣的高位上拉下来后，他们就弹冠相庆了。藤原时平自然大权独揽，更加专横跋扈；源光就升正三位，任右大臣，成为藤原时平的副手；藤原定国就兼右近卫大将，次年就任大纳吉。其他“有功之人”也都加冠进爵。在此之前，藤原时平一直想把他的妹妹稳子送进宫去，造成外戚关系，可是一直没有实现，这次有了机会。3月，其妹稳子入宫。
　　902年，藤原时平又想恢复班田制，禁止院、宫、诸家占有山川薮泽；又禁院、宫、王臣家借民宅称为庄园，妨碍官物，储积稻谷。恢复班田制，必然不会取得大效果，而实际上在政治斗争告一段落后，又从经济处理上打击他的政敌们。怪不得菅原道真的家庭也受到了影响，连住宅都无法保留完整。 904年(阴)二月，在藤原时平的策划下，把稳子所生的崇象王子立为太子。905年，菅原道真的女婿齐世亲王，被逼得不得不到宇多法皇所在的仁和寺去出家。
　　可是，藤原时平的这种全盛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从901年起，京都时常打雷、落雷的地方不少。有一种传说在流传，说菅原道真死后成为雷神，要对迫害他的人进行报复。好象这是一种迷信，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日本不满意贵族政治的各阶层的共同的诅咒和愤恨。
　　906年藤原定国死去。908年，那个不准宇多法皇进宫的藤原菅根也死了。9O9年(阴)四月，藤原时平本人也死掉了，年仅三十九岁。912年，纪长谷雄死去；913年，源光死去。914年，醍醐天皇任命藤原时平的弟弟忠平（880一949年）为右大臣。915年，疱疮流行。918年，京都暴风雨。923年(阴)三月，藤原稳子所生的保明太子（911年改崇象为保明）生病死去。醍醐天皇也许感到了内疚，或者有些害怕，就赠死去的菅原道真为右大臣正二位；然后，又立藤原稳子为皇后；并立保明与藤原时平的女儿生的皇孙庆赖王为太子，而这个太子不久也夭折了。
　　930年(阴)六月，宫内的清凉殿遭雷击，已经升到大纳言民部卿的藤原清贯和另一名大官以及近卫二人一起被雷击死。醍醐天皇也为此吓得忧心忡仲，到(阴)九月中终于死去。
　　既然有菅原道真变雷神的传说，自然有搞迷信的人附会上去，说菅原道真显了灵，然后在947年（天历元年）后在京都建立了北野神社。接着，949年又在难波（今大阪府）建立了天满宫神社。到993年（正历4年），又有人假托菅原道真显灵，一条天皇（986—1011在位）又先后赠菅原道真左大臣正一位、太政大臣，把他捧上了最高的官职。
　　到十一世纪初，菅原道真可怕的形象逐渐转变。1023年当过摄政、太政大臣的藤原道长（966—1027年）曾在高野山龙门寺看过菅原道真的墨迹，非常欣赏，“徘徊难去”。1025年当右大臣的藤原实资（957—1047年），也提出了他家藏的菅原道真的真迹。他们两人都是藤原忠平的曾孙。自此以来，菅原道真的书家的声名又喧传一时，认为在空海（774—835年）之后，就要数到他，在他之后，才是小野道风（894－966年）。
　　到镰仓时代，藤原兼仲于1276年，在宇治平寺院看到了菅原道真的日记《勘仲记》，认为“有恐有悦，面目之至，无物取喻。”由此可知，菅原道真已经逐渐变成了“文神”、“学圣”了。
　　到现在，日本还有许多地方保留着北野神社、天满宫，祭祀着菅原道真。从他死去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我们在前面几节中介绍了菅原道真的生平，但是我们对他死后长时期成为这样被崇拜的形象有些难以理解，在这方面的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概括地说，他所以被奉为天神或雷神，那是由于封建社会中受委屈、受压抑的各阶层把他作为象征性的人物，集中了他们对骄横跋扈的当权者的憎恨与愤怒，希望由他对这些人予以严厉的惩罚。后来又所以转化为“文神”或“学圣”，也许是由于迷信造成的神采逐渐暗淡，而他留存的著作和墨迹又获得高度的评价，并由此起了升华的作用。